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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的內閣制度出現之後，難道每一代皇帝就沒有想過廢除？亦或是，當初英國國王為什麼不廢除議會制？是他們真的認可這項制度麼？
當然不是。
這一切都源自於制度帶來的慣性！
過慣性，實際上就是一種路徑依賴。當一種事物，成為個體普遍約定俗成，或者從思想意識上認可的東西的時候，那麼，認可度越高，在其行為意識上的慣性就越大。這種慣性，甚至在促使其成立的利益條件不復存在的時候，依然可以運作一段時間。這其中，既有先驅的利益構造結構的完備，又有各種思想文化層面的強調。因此，在某種程度而言，慣性，本質是一種依賴。依賴的背後，是個體對利益結構的高度認同。而依賴延續時間的長短，則大多是文化思想的功勞。
因此，慣性的底色，一定是利益。之所以能夠形成慣性，一定是該事物首先能夠獲得支持。能夠獲得支持的，必然是代表了一定範圍內羣體的利益。就人類社會而言，私有財產的出現，是一個質的飛躍。私有財產，就是個體利益。到後來，就有了羣體利益，因此，在社會學也好，政治經濟學也好，都有了集團理論。所謂集團，即以利益結構為分類基準。因此，大致可以説，利益結構的變化，才是歷史發展的一條隱性卻極為有張力的演變線索。
從經濟學的視角，重新去看歷史，就會發現，羣體的分類，根本的東西就是以經濟層級來分類的。其它一切的名頭也好，身份也罷，不過都是這種分類的表象，後者説是用比較多元化的描述方式，再次把羣體細分。但是，再怎麼細分，最終仍然是經濟層級的細分。按照這個邏輯，也就是説，在某種具備鮮明經濟層級細分的事物上，只要站在了某個位置上，能獲得更大的收益，那麼，這個位置在未來的運行中，對人們就會產生更大的慣性。
當內閣和英國議會形成之後，它們得到了一個和皇權利益並不一致的利益集團的支持！
在明朝，這些利益集團是文官集團！而文官集團實際上本身代表了地方士紳集團和大地主的利益。他們需要有人限制皇帝，讓皇帝不能隨心所欲，破壞國家正常運行。這本身也符合士紳集團和大地主的利益，畢竟皇帝瞎搞非常容易徵税，雖然誰都知道，皇帝徵税，也徵不到他們頭上，都被他們轉移到了自耕農和佃農身上了。另外就是防止皇帝妨礙他們土地兼併，這才是最重要了，徵税什麼的，多是藉口。對這些地方利益集團來説，只要不攔着他們土地兼併，就都是好皇帝！
就好比宋徽宗，在沒被金兵抓走之前，可是一直被吹捧為明君聖主！要不然這貨也不可能腦殘做出那麼多荒唐事，要知道，以宋徽宗的藝術造詣，智商絕對沒問題。但為什麼會做那麼多蠢事？還不是被人捧的找不到北了。
